发条橙与福柯

一直觉得,监狱是这个社会的形态,只是这里说的侠义的监狱更符合人的群居性和发展观,所以它的存在庄严而无可争议。
  然而社会给了人类无限的压力,把剥夺人类权利这样一件很不光彩很不人道的行为以一种道德感化的形式转化为人类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谴责。自由被人们遗忘或是可以说人们自以为享有的自由已经在不知的情况下被人偷换了概念。
当监狱的铜墙铁壁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变得遥不可及,文化,道德,种族,国家,语言,宗教,重重叠叠,~~~
我渴望监狱外那场瓢泼大雨,洗净所有尘埃~

发条橙与福柯。1972年,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制作完成,讲的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浪荡小混混被关进监狱,又参加改造暴力倾向的治疗,最后回到社会的一系列故事。

1963年,福柯发表《临床医学的诞生》。1974-1976,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相继开设《不正常的人》以及《“必须保卫社会”》系列讲座课程。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1976年,《性史》第一卷出版。

之所以将《发条橙》与福柯的写作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均讨论许多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西方启蒙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关于权力、伦理、人性、生活的重大议题。可以说,福柯的写作与《发条橙》互为注脚。

(1)医学化(medicalized)社会的形成或惩罚的医学化。福柯认为,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许多原本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权力问题或是法律问题逐渐被医学化。以犯罪学的兴起为例,认定罪犯是否犯有精神疾病成为认定惩罚标准的重要依据。一个人的犯罪倾向,可以从多方面的医学指标予以检测。因此,惩罚与治疗逐渐交织在同一个点上,即,惩罚罪犯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威慑和宣布王权的不可侵犯,而是“治愈”和改造。监狱成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场所,换个学术点的词,就是“重新社会化”的场域。电影《发条橙》之中,新任内政部长推行所谓“Brodsky”疗法,试图用精神治疗的方式来代替监狱的改造。这个疗法通过注射某种药物,并配合持续不断的视觉和听觉刺激,让实验对象对于暴力和邪恶产生身体本能的排斥,以至于每次当实验对象试图采取暴力行为的时候,其身体会自动阻止其行为。此原理,让人想起奥威尔在《1984》之中所提到的“思想停止”改造,即当任何反对当权者的念头产生时,思维会自动让其停止。不过
“brodsky”疗法不同于“思想停止”的地方在于,它采取“身体”对抗“思维”,一反基督教传统下笛卡尔“身/心”二分哲学中,由思维控制肉体的做法,而让身体形成布迪厄式的“habitus”以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电影虚构的这种疗法,看似荒诞,但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惩罚的医学化倾向,并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不能不说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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